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，就是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，却仍然能保持行动能力。
思想家马克斯·韦伯认为，人类能“从古代进入现代”，源自一场重大的观念转变。古人相信“万物有灵”，认为构成宇宙、主宰世界的，都是一些不可探究、不可抗拒的神秘事物。他们被各种禁忌权威所束缚，在恐惧、匮乏、封闭中挣扎求生。现代化是一个“祛魅”的过程。人们开始“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（Rationality）”，从前的神秘事物、禁忌权威，都变成了可质疑、可观察、可研究的对象。一个有理性的人，才是真正的现代人。他能运用逻辑推理、质疑批判、科学分析等方法，来认识世界、解决问题。500年来的人类进步史，就是释放人类理性天赋的历史。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、启蒙运动等理性启蒙运动，都起源于西方，最终惠及全人类，构成了现代世界的秩序。没有理性，就没有现代文明。理性强调个人的思辨和探索，倡导知识、真理和自由，反对迷信、教条和专制。由此出发，科学精神、专业分工、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带来了知识、财富的大爆炸，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安全和幸福。时至今日，很多人以为理性已经大获全胜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各种反理性的力量不仅没有退场，反而比古代来得更隐蔽、更舒适、更有市场。
在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，思想自由、个人发展已经成为全民共识，但常识、道德却正在崩解。西方文人鼓吹的种族特权、娱乐至死、极端动物保护主义……变成了不可置疑、不容证伪的“新宗教”，比传统宗教更反智、更霸道，还主导了现实政治。很多人把“理性中立客观”挂在嘴边，但他们既不追求独立思考、逻辑自洽，也不敢质疑现实、批判错谬，而是自欺欺人地首鼠两端、拒绝价值判断。历经四十年的对外开放，中国受外部世界影响巨大。国人对科学理性的态度，也天差地别，甚至极端化：有人主张“全盘西化”，有人主张“全面抵制西方价值”；有人希望回到“阶J斗争，一抓就灵”的年代，有人甚至希望回到更久远的汉唐盛世……无神论者占绝对优势，多数人自称“信仰科学”，但其中不乏既不懂信仰为何物，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文、理性相距甚远者。有神论者的状况也不容乐观。据统计，中国的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信徒共约2亿人，且逐年增长，但其中多数人都不认可科学理性。反智、功利的“信仰”，导致整个社会价值颠倒、道德崩塌。一些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将目光转向了宗教，却难免急功近利、叶公好龙。某些“宗教爱好者”趁机打着“寻回信仰”、“先进宗教”的旗号，推销“宗教救国”等激进主张。黑格尔说，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。人与动物的区别、人的高贵和尊严，就在于人有神的形象，能够运用理性思考，去追求幸福、真理和自由。诚然，理性也走过很多弯路。如法国大革命、计划经济乌托邦，都曾因为滥用、夸大“理性”，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。然而，这不是抛弃理性的借口，而是我们深究理性的理由。·初阶理性：情感本能。如自私、恐惧、同理心、神圣崇拜，是人类生存、繁衍、合作的基础；·中阶理性：数理科学。理解客观事实，运用数据分析、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，纠正认知偏差；·高阶理性：演化理性。分散的、非计划的、不可言说的、个体层面的理性，如市场分工等复杂知识。很多知识分子的理解，通常都止步于中阶理性，因此他们只能看见前两者的冲突，不能理解两者的共通。思想大师 F · A 哈耶克对乌托邦的反思，正是高阶理性的巅峰：乌托邦的问题不在于“理性过度”，而是狭隘地将理性限定为“数理科学”。例如乌托邦坚持中央计划，以外行指导内行，以至于草菅人命，这就是最大的反理性。
正如哈耶克指出的，最高层次的理性，是一种“介于理性与本能之间”的智慧。不仅要认识理性的极限，还必须洞察人的观念，顺应人的本能——尤其是人的宗教本能。以往在理性启蒙问题上，人们关注最多的，是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无神论者。但事实上，一个社会中的有神论者，是否拥抱科学理性，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。
要让无神论者包容宗教，其实相对简单，只需学会尊重信仰自由。但要让有神论者理解科学理性，才是最困难的，因为他们需要走出茧房、放下戒惧。另一方面，有神论者对科学理性的抵触，导致他们丧失了对“现代文明”的话语权。例如一些宗教徒在抵挡无神论的攻击时，采取了非理性的方式：敌视科学技术、高等教育和商业文明……为什么理性有着如此多的好处，有神论者仍在顽强地抵抗？对有神论者而言，理性只是改善物质条件的工具吗？理性应该成为宗教的俘虏，还是不可替代的“救赎”？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每个人所处的现实、道德环境，也关乎文明的命运、人生的意义等终极问题。要思考、解答这些问题，必须借助智者的洞见和梳理，特别是对理性、宗教都有着专门研究的经典。英国科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，也是当今世界最坚定、最博学、最雄辩的启蒙思想家，其笔调睿智、深刻且幽默，备受东西方知识界的推崇。其代表作《上帝的错觉》，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以上这些问题，也针对“理性对有神论者的意义”，做出了清晰且温和的辨析：当有神论者面对最有分量、最具说服力的事实证据，以及最符合道德的严谨说理，能否谦卑地自查自省，不再错误地代表上帝，并且从中获得文明的启示、信仰的印证？▲我最憎恶的有两件事：没有信仰的博才多学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。——爱默生在生活中，很多宗教徒无法多角度地认识外界，而是孤芳自赏、唯我独尊、痴迷整齐划一。他们一开口就是传教，拒绝平等对话，对不同信仰者充满偏见。为此，他们常常招致强烈的反感。人们常说，信仰让人谦卑、悲悯。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仰宗教后，反而变得如此自负、霸道？这其中既有宗教固有的原因，也有宗教徒自身的问题。几乎所有宗教都把自己的典籍视为最高真理、全部真理。如基督徒相信“圣经无误”，穆斯林坚持“古兰经一字不可更改”……至于教义，几乎所有宗教都是排他的。即便信奉同一本圣经，一万种解经就有一万个宗派，且都以正统自居，都倾向于攻击他人。强词夺理者不是神的好仆人，凶狠霸道更会失去见证。有神论者若想普及自己的信仰，就应该以谦卑、温和的爱心吸引人，以知识、逻辑和诚实说服人——而这就是理性独有的功能。正如托马斯·阿奎那所指出的，试图用《新约》说服犹太教徒是无效的，试图用《圣经》说服穆斯林也是徒劳的。一个有神论者如果只读宗教典籍，他就不可能读懂宗教。一个人若只定睛于自己的世界，他就不可能理解世界。只有理性才是一切人的交集。因为只有理性，才能提供事实证据、批判性思维，鼓励自我反省、自由批评，推动知识普及、平等对话、消除误解。理性不是不做价值判断，而是让价值判断更有依据。在理性主义者眼中，一个人不是“集体的一份子”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他们既能分清“霸道的有神论者、温和的有神论者”，又能揭破“反智、虚伪的反宗教人士”。道金斯在《上帝的错觉》中以“个人权利”为同性恋辩护，触怒了很多有神论者。但是他宁愿被剥夺奖项，也绝不收回他对“变性人”参加体育比赛的抨击。另外在该书一开篇，道金斯就热情洋溢地赞美自己中学的牧师，“一位飞行员、一位圣公会的牧师，他启发了我对文学、科学、艺术的兴趣，却从未给我灌输宗教”。可见，理性对有神论者最大的意义，就是“走下神坛”，更好地了解世界、尊重他人：现实世界是参差多态的，人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，世俗生活必须是多元的、包容的、竞争的……
▲著名佛教徒乔布斯
表面上看，科学和宗教的真理观是尖锐冲突的。科学必须打破权威、锐意进取，但宗教必须“绝对遵奉”真理权威。于是，科学家总在强调质疑批判、逻辑推理和事实证据，而神学家总在强调绝对相信、超验启示和神迹奥秘。所以，科学和宗教所追求的真理，真的是完全相反的吗？有神论者的世界，真的容不下质疑和进取么？当然不是。事实上，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看法，只是定义、概念的冲突。两者都相信独一的真相，但两者都坚持自己才是真理。科学真理是唯一的。否则，物理事件、事实真相就不再唯一，科学就不复存在。道德真理也是唯一的。多元、流变的道德标准，就等于没有标准，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界限也将崩溃。例如，希特勒的罪行不会因为时代、国别的差异，就变成了善行。
另外从逻辑上说，“世间没有独一真理”这个观点本身，就是自相矛盾、自我否定的，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判断，具有唯一性。因此，对“真理”的准确定义，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，统领科学和宗教：真理必须是高于人的，是一元的、绝对的、客观的、永恒的、普遍的、外在的、超验的存在。真理必然涉及价值判断——是与非，真和假，善与恶。人们或许一时不能达到或者分辨其标准，但是标准一直都在那里。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，只有真理才能检验真理。宗教礼仪、科学实验都不等于真理本身，因为实践都是低于人的，没有资格检验真理。一种宗教教义、一种理论假说，倘若不能经受真理的检验，那它一定不是真理，而是人发明的歪理。坚守道德真理，是有神论者天然的义务：真理是属于神的、举世皆准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僭越；人全、限正、法治的政治原则，必须立足于唯一的真理观；否定唯一的真理，看似每个人都成为“真理的主人”，其实是让骗术最高、暴力最强的法老垄断真理。但是有神论者还必须看到，人类认识真理的路径，一定是千变万化的、见仁见智的；应用真理的方法，也必然是百花齐放的、自由竞争的。这绝不是背叛、拆毁真理，而是服务真理、荣耀真神。真正的理性不会排斥情感，而是带来探索的激情、情感的满足。在《上帝的错觉》中，道金斯替那些“为了维护宗教教条、甘愿抛弃科学理想”的天才们感到“痛心、悲哀和可鄙”，也因为那些追求真理、直面挑战的故事“钦佩、喜悦以至于流泪”。孟德斯鸠说，“如果世间只有一种美，那一定是丑”。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，人类永远处于“相对无知”的状态。真理倘若没有遭受谬误的挑战，人们就无法知道“真理为何是真理，谬误为何是谬误”。一个社会无论信仰什么，只有允许人们在“观念市场”上自由地竞争、试错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趋近真理，规避错误（尤其是现实中的大错）。有神论者只有依靠理性，才可能掌握“真理和应用”的张力和平衡。例如，“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奸淫”是绝对真理，实践无法证明或证伪，如果不照做就是错；但如果只是观念上的恶，任何人都只能驳斥、抵制、揭露、鄙视，绝不能诉诸强制或暴力。
▲莱布尼茨和牛顿，从不同角度发现了微积分
蒙昧（Unmündigkeit）的本意是原始、未成年。康德在《论人的蒙昧》中阐释，蒙昧是一种无知和懒惰，是对个人自主性的放弃，依赖于外部权威和传统的支配，而不愿意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和判断。道金斯在《上帝的错觉》中，表达了和康德一样的洞见：宗教徒喜欢把所有复杂事物都诉诸神秘主义，其实是不敢认识复杂的事物，甘愿接受现实的风险（不确定性），这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。众所周知，宗教的力量在于“绝对相信”。相信的原因，可能是理性思辨，但更多是渴求“神灵庇佑”，以及“宁可信其有”的赌注或恐惧。例如古代宗教常把生病的原因归结为“中邪”，因为这最符合直觉和情感。但是长期依赖直觉和情感，导致他们排斥理性和逻辑，迷信权威和传统。道金斯还提到，很多有神论者接受宗教，只是服从族群、家庭、传统的安排，其实从未理解其信仰内涵。遇到过于复杂或尖锐的问题，他们就会下意识地排斥或暴怒。更讽刺的是，更多的宗教徒“无知却自以为有知”。在今天，部分有神论者基于科学证据，已经接受了“微进化”（即不跨物种的进化），如A毒株变异成B毒株、甲社群演化成乙社群。但是，更多的宗教徒根本不屑于了解进化论，而是不加分辨地否定、攻击，结果是他们既不能保护自己，也无法消除恐惧。
▲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，你越是想要攻击它，你的攻击就愈加充实了和证明了它。——伽利略黑格尔说，一个无知的人是最不自由的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。有神论者要想减少不确定性、提升个人智识、获得世俗幸福，就必须拥抱理性，习得批判性思维。有神论者运用理性改善处境，不是背叛宗教，而是回归宗教的本意——庇护人、造福人。基督教甚至告诉我们，连耶稣也是被造的人，也是用理性来思考。思考不是罪，思考作恶才是罪。在多数历史时期，人们被迫活在艰苦、不公、无盼望的现实中。宗教为了促进和谐，就必须教化民众：克制物质欲望，对苦难和不公逆来顺受，寄望于彼岸世界……几百年来，城市化、限政法治、现代医疗……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处境。但是，很多有神论者顽固地抵制现代文明，尤其鄙视科技和商业，于是他们承受了更多的苦难，也导致了宗教的衰败。道金斯在《上帝的错觉》中指出了近500年来的事实：·有神论者对科学发现、企业创新的贡献越来越小。例如从牛顿、爱因斯坦再到马斯克，相信上帝的科学家、企业家越来越少。·多数有神论者不能效法古圣先贤，以经验、逻辑、意志等理性工具促成科学发现，更不能说服大众支持和尊敬宗教。·有神论者对自己所信的“真理”缺少传承和信心，总想放弃观念辩驳，诉诸政治强权。在当代，科学创新似乎成了无神论的专利。但是在历史上，宗教曾经是科学的良师益友。很多著名的护教士，如基督教的奥古斯丁、伊斯兰的阿布·拉齐、犹太教的迈蒙尼德，都是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、思想家，其学习、创新能力令人仰视。新教改革最早实现了“信仰与理性的和解”，所以现代文明最早出现在新教社会。例如，所有传统宗教都认为“放贷取利”是一种剥削、不劳而获。马丁·路德是第一个为金融业辩护的神学家。而约翰·加尔文为金融业提出的伦理依据，至今无人超越：既然租房租地要付租金，租钱当然也应该付租金。科学理性是开放的、竞争的，真理一直就在那里，等着人们来发现和应用。科学发展到今天，社会问题空前复杂，人类的“无知边界”越来越大。有神论者倘若仍对科学和商业采取逃避态度，必然会葬送自己的前途。真理的障碍从来不是科学理性，而是“假托真理、敌对真理”的反智。如今，有牧者面对患抑郁症的信徒，竟然仍在教导：“灵魂的病，医药无效，只需祷告”。即便已经有牧师自杀的先例，即便信众正在遭受折磨和冲击。一个宗教倘若不能容忍人们自由地取用科技成果、拥抱商业文明，首先是证明其造物主的无能、宇宙的匮乏。其次是妄自菲薄、因噎废食，必然导致固步自封、四面树敌——他们不能使用理性思辨回击质疑、说服大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论敌垄断了“科学真理”“现代文明”的解释权。历史上很多宗教盛极而衰，都是源于这种自卑、自欺的鸵鸟心态。例如当穆斯林遭遇经院哲学，当天主教徒遭遇资本主义，都采取了禁毁书籍、限制商业、暴力清洗等野蛮行径。时至今日，很多神学家仍在做“宗教乌托邦”的迷梦。他们认为，只要依靠某种“先进宗教”的教化，就可以“迅速西化”：建立起良善的秩序、先进的文化、繁荣的经济……但事实正如道金斯在《上帝的错觉》中所揭露的——宗教与政权结合，一定带来专制暴力。而政教合一对于神学家，其实是最危险的。因为相比普通百姓，他们成为“异端”的概率大得多。因教义争端导致的思想迫害、宗教战争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其本质都是假借神的名义、滥施强制和暴力。当阿拉伯军在欧洲、西班牙人在美洲，“征服异教徒”都成为高尚的侵略理由；同一宗教内部的教义分裂，其暴力程度往往更激烈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，虽然阻止了很多冤假错案，但仍然要为钳制思想负责。“十字军东征”虽有抵抗侵略的成分，但不能掩盖其残暴血腥，如第四次东征就是在兄弟之邦君士坦丁堡抢劫、强奸、屠城。一些声名显赫的宗教领袖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——他们表面高抬神，暗地高抬自己。约翰·加尔文是新教改革的关键人物，他提倡的“宗教自由与宗教道德合一”被后世称颂。但是在他统治下的日内瓦，处决了大量异端，实行出版审查，还严厉地限制私人自由。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多次指出，要想消除宗教的暴力，要想宗教免受政权的污染，就必须施行政教分立：政府不定国教，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；神职人员不参与政权，不掌握国家暴力；政府在台上打击刑事犯罪，宗教在民间负责教化、慈善……信仰必须出于良心自由，任何强迫来的信仰都是虚假的。一个由凡夫俗子组成的社会，才是正常、幸福的社会。将“至善”的宗教诫命上升为国家法律，得到的绝不是“遍地圣人”，而是一座监狱、一座火山。
▲史料记载：当异端被烧死时，加尔文会躲在屋里祷告。
一个清醒的现代人，无论他是否信仰宗教，都必须认识到，信仰和理性的关系，是现代文明的根问题。现代文明秩序的发端、扩散和维系，几乎全赖于“宗教&理性”之间的紧张平衡。西方的兴起和衰败，正是前车之鉴：当理性与信仰相得益彰，就有文明和进步。当一方试图消灭另一方，就必然走向反智，甚至是邪恶。在当今世界，“理性启蒙”已经很难有新话题，至于专精于宗教论辩，既能和有神论者对话、又能深入科学前沿的著作，更是少之又少，而能够引发世界震动的大师之作，则是凤毛麟角。但是，启蒙思想家理查德·道金斯的《上帝的错觉》，正是这样一本经典名作。
▲理查德·道金斯，动物行为学家、演化生物学家、启蒙思想家、英国皇家学会成员……
很多人常谈科学理性，但不知其所以然。道金斯是当今最雄辩的启蒙思想家，更难得的是，其科学素养远超同侪。人们熟知他的《自私的基因》，但《上帝的错觉》（The God Delusion）才是其代表作——让无神论者读懂真正的理性，有神论者检视真正的信仰，不可知论者磨练真正的质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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